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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[朱熹谈如何读书时强调] 四时读书乐朱熹

    时间:2018-10-16 09:05:09 来源:有好资料网 本文已影响 有好资料网手机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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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宋朝大学问家朱熹做过官,但不过8年,其余50余年都是从事教育工作,就是任县、州地方官,他也重视和兼管教育。他的学术著作和教育著作对后世影响很大,历宋、元、明、清数百年。这位伟大的人物是怎么谈读书的呢?

      朱熹谈如何读书

      【原文】

      大抵观书先须熟读,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。继以精思,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,然后可以有得尔。至于文义有疑,众说纷错,则亦虚心静虑,勿遽取舍于其间。先使一说自为一说,而随其意之所之,以验其通塞,则其尤无义理者,不待观于他说而先自屈矣。复以众说互相诘难,而求其理之所安,以考其是非,则似是而非者,亦将夺于公论而无以立矣。大率徐行却立,处静观动,如攻坚木,先其易者而后其节目;如解乱绳,有所不通则姑置而徐理之。此观书之法也。

      凡读书,须整顿几案,令洁净端正,将书册齐整顿放,正身体,对书册,详缓看字,仔细分明读之。须要读得字字响亮,不可误一字,不可少一字,不可多一字,不可倒一字,不可牵强暗记。只要多诵遍数,自然上口,永远不忘。古人云,“读书千遍,其义自见。”谓读得熟,则不待解说,自晓其义也。余尝谓,读书有三到,谓心到,眼到,口到。心不在此,则眼不看仔细,心眼既不专一,却只漫浪诵读,决不能记,记亦不能久也。三到之中,心到最急。心既到矣,眼口岂不到乎?

      【译文】

      看书大多数都必须先要熟读,让书上的语句都好像出自于我的嘴巴。紧接着就精心地思考,让它的道理好像都出自于我的心里所想的,这样以后可以有所收获了。至于那些对于文章道理有疑惑的地方,各家说法纷繁错杂,就也要虚心静静思索,不要匆忙急促地在各家意见中确定谁对谁错。先假定一种说法自己单独列为一说,然后顺着文章的思路去想,来验证它思路的通畅和阻塞。那么那些特别没有道理的说法,不等到和其他的学说相比较,就已经自己屈服了。再用大家的言论互相诘问反驳,然后寻求它的道理的稳妥,来考证它的正确或错误,那么好像是对其实是错的,也将被公众承认的说法所否定而不能成立了。一般情况下,慢慢地停下来看,用平静的心态来观察发展变化,像攻击坚硬的木头,先攻击它的容易的地方而再攻击它的关键之处;像解开缠乱在一起的绳子,地方有所不通就暂且放在那儿慢点去处理它。这就是看书的方法。

      凡是读书,必须先整理好读书用的桌子,使桌子干净平稳,把书册整整齐齐地放在桌子上,让身体坐正,面对书册,仔细从容地看清书上的文字,仔细清楚地朗读文章。必须要读得每个字都很响亮,不可以读错一个字,不可以少读一个字,不可以多读一个字,不可以读颠倒一个字,不可以勉强硬记,只要多读几遍,就自然而然顺口而出,即使时间久了也不会忘记。古人说:“读书的遍数多了,它的道理自然就明白了。”所谓说书读得熟了,就是不依靠别人解释说明,自然就会明白它的道理了。我曾经说过:读书有三到,叫做心到、眼到、口到。心思不在书本上,那么眼睛就不会仔细看,心和眼既然不专心一意,却只是随随便便地读,就一定不能记住,即使记住了也不能长久。三到之中,心到最要紧。心已经到了,眼口难道会不到吗?

      【中心思想】

      凡是读书必须先要熟读,让里面的话都好像出自于我的嘴巴。进一步就仔细的思考,使它的意思好像都出自于我的心里所想的,然后可以有所心得。

      朱熹不但给学生讲授释义,更指导学生如何读书

      一、“凡读书,须有次序,且如一章三句,先理会上一句,待通透,次理会第二句、第三句”朱熹强调,读书要一步一步来,“譬如登山,人多要至高处,不知自低处不理会,终无至高处之理”,还是扎扎实实前进为好。

      二、专心,专一。“小儿读书记得,大人多记不得者,只为小儿专心,一日授一百字,则只是一百字,二百字则只是二百字;大人一日或看百板,不恁精专。”读书“若不专一,东看西看,则此心先已散漫了,如何看得道理出?须是看《论语》,专只看《论语》;看《孟子》,专只看《孟子》。”个中道理,妇孺皆知。

      三、熟读精思。“读书之法,先要熟读。”朱熹认为,书读熟了,道理自然见得到了;若一口把果子咬开就吞,就不知是酸是甜。“大抵观书,先须熟读,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,继以精思,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,然后可以有得尔。”

      四、要有自己的见解。朱熹说“看人文字,不可随声迁就”,例如“人说沙可做饭,我也说沙可做饭,如何可吃?”话说得很幽默,却给人以深刻启迪。

      朱熹人物生平介绍

      年少求学

      明代画家郭诩绘《朱子像》

      宋朝建炎四年(1130年)农历九月十五日,朱熹出生于尤溪县城水南郑义斋馆舍(今南溪书院),乳名沈郞。朱熹出生时右眼角长有七颗黑痣,排列如北斗。

      宋朝绍兴五年(1135年),五岁时,朱熹始入小学,能读懂《孝经》,在书额题字自勉:“若不如此,便不成人。”六岁时,朱熹与群儿游玩,以指画八卦于郑氏馆舍前沙洲上。向父亲问日、问天。

      绍兴七年(1137年),朱松应召入都,赴都之前,他把妻子祝氏和朱熹送到建州浦城寓居。

      绍兴十三年(1143年),朱松病逝于建瓯,临终前把朱熹托付给崇安(今武夷山市)五夫好友刘子羽(朱熹义父),又写信请五夫的刘子翚(屏山)、刘勉之(白水)、胡宪(籍溪)等三位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朱熹。刘子羽视朱熹如己出,在其舍傍筑室安置朱熹一家,名曰紫阳楼。

      绍兴十七年(1147年),朱熹18岁,在建州乡试中考取贡生。

      绍兴十八年(1148年)春,刘勉之将自己的女儿刘清四许配给朱熹。同年三月朱熹入都科举,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,准勅赐同进士出身。

      初入仕途

      绍兴二十一年(1151年),朱熹再次入都铨试中等,授左迪功郎、泉州同安县主簿。

      绍兴二十三年(1153年)夏,朱熹赴同安途中,受学于延平李侗。秋七月,朱熹至同安。以其“敦礼义、厚风俗、劾吏奸、恤民隐”的治县之法管理县事,排解同安、晋江两县械斗,整顿县学、倡建“教思堂”,在文庙大成殿倡建“经史阁”,主张减免经总制钱。

      绍兴二十七年(1157年),朱熹任满罢归。

      绍兴二十八年(1158年),朱熹已意识到“妄佛求仙之世风,凋敝民气,耗散国力,有碍国家中兴”,打算重新踏上求师之路,决心拜李侗为师,因得承袭二程“洛学”的正统,奠定了朱熹以后学说的基础。题写的“鸢飞鱼跃”四字匾额。

      朱熹归自同安,不求仕进,主要进行教育和著述活动。绍兴三十二年(1162年),宋孝宗即位,诏求臣民意见。朱熹应诏上封事,力陈反和主战、反佛崇儒的主张,详陈讲学明理、定计恢复、任贤修政的意见。隆兴元年(1163年)十月,朱熹应诏入对垂拱殿,向宋孝宗面奏三札:一札论正心诚意、格物致知之学,反对老、佛异端之学,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,反对和议,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,反对宠信佞臣。但当时汤思退为相,主张和议。朱熹的抗金主张没有被采纳。十一月,朝廷任朱熹为国子监武学博士。朱熹辞职不就,请祠归崇安。

      南宋乾道三年(1167年)八月,朱熹在林择之、范念德的陪同下前往潭州(今长沙)访问湖湘学派代表张栻。《东归乱稿》成。

      乾道四年(1168年),崇安发生水灾。朱熹力劝豪民发藏粟赈饥,还向官府请贷粮食六百斛散发于民,使民不致挨饿。

      乾道五年(1169年),朱熹悟到“中和旧说”之非,用“敬”和“双修”思想重读程颢、程颐著作,从全新角度独创“中和新说”。这是在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、影响十分深远的重大事件,标志朱熹哲学思想的成熟。

      乾道五年(1169年)九月,朱熹母去世,朱熹建寒泉精舍为母守墓,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寒泉著述时期。

      乾道七年(1171年)五月,为了根本上解决百姓灾年生计问题,在五夫创建“社仓”。这种做法可以减轻贫民困难,缓和社会矛盾,也减轻朝廷的施政压力,后为许多地方所仿效。十一月,朱熹回尤溪,与知县、好友石子重讲论学问于县学。在石子重的陪同下,游览其父朱松任尤溪县尉时燕居之所“韦斋”旧址,手书“韦斋旧治”四字刻石揭榜。

      乾道九年(1173年),作《重修尤溪庙学记》,亲书“明伦堂”制匾悬挂于尤溪县学宫正堂。从此天下学宫匾皆模此刻制悬挂。

      宋朝淳熙二年(1175年)正月,吕祖谦从浙江东阳来访朱熹,在寒泉精舍相聚一个半月,编次《近思录》成,史称“寒泉之会”。五月,送吕祖谦至信州鹅湖寺(今鹅湖书院),陆九龄、陆九渊及刘清之皆来会,史称“鹅湖之会”。鹅湖之会的直接动因是吕祖谦想利用这个机会调和朱、陆学说之间的矛盾。在学术上,朱熹认为心与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,理是本体,心是认识的主体。二陆主张心与理是一回事,坚持以心来统贯主体与客体。朱熹与陆氏兄弟论辩、讲学达十日之久。鹅湖之会并没有达到双方统一思想的目的,但使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思想及其分歧有了进一步认识,也促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。

      重建书院

      淳熙五年(1178年),宋孝宗任朱熹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。淳熙六年三月,朱熹到任。当年适逢大旱,灾害严重,朱熹到任后,即着手兴修水利,抗灾救荒,奏乞蠲免星子县税钱,使灾民得以生活。十月,朱熹行视陂塘时,在樵夫的指点下找到白鹿洞书院的废址。经朱熹的竭力倡导,到淳熙七年三月,白鹿洞书院很快修复。朱熹在南康军任上,为白鹿洞书院殚精竭虑,不遗余力。他曾自兼洞主,延请名师,充实图书,还请皇帝勅额,赐御书。还置办学田,供养贫穷学子,并亲自订立学规,即著名的《白鹿洞书院教规》。《白鹿洞书院教规》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,对教育目的、训练纲目、学习程序及修己治人道理,都一一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详细的规定,它不仅成为后续中国封建社会700年书院办学的模式,而且为世界教育界瞩目,成为国内外教育家研究教育制度的重要课题。

      淳熙八年(1181年)二月,陆九渊来南康访朱熹,相与讲学白鹿洞书院。八月,时浙东大饥。因朱熹在南康救荒有方,宰相王淮荐朱熹赈灾,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。为解救灾民,朱熹迅速采取了几项有力措施。朱熹因在浙东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,为唐之姻亲王淮所嫉,浙东任职仅九个月即离任回家。朱熹曾先后六次上状奏劾唐仲友不法,直指王淮与唐仲友上下串通勾结的事实。迫于压力,王淮免去唐仲友江西提刑新任,在弹劾唐仲友的过程中,朱熹表现出崇高的操守和气节。

      治学勤政

      淳熙九年(1182年),朱熹52岁时,才将《大学章句》《中庸章句》《论语集注》《孟子集注》四书合刊,经学史上的“四书”之名才第一次出现。之后,朱熹仍呕心沥血修改《四书集注》,临终前一天朱熹还在修改《大学章句》。朱熹将《四书》定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准则,《四书》构成了朱熹的一个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。元朝迄至明清,《四书集注》遂长期为历代封建王朝所垂青,作为治国之本,也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,成为封建科举的标准教科书。淳熙十年(1183年),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隐屏峰脚下创建武夷精舍,潜心著书立说,广收门徒,聚众讲学。淳熙十二年,朱熹到浙江,与陈亮展开义利王霸辩论,力陈浙学之非。

      淳熙十五年(1188年)十一月,上《戊申封事》。主张“正心”、“任选大臣”、“振举朝纲”等事。淳熙十六年(1189年),诏命朱熹知漳州。绍熙元年(1190年),61岁的朱熹到漳州赴任。朱熹在漳州的全部施政变革,主要体现在正经界、蠲(免)横赋、敦风俗、播儒教和劾奸吏等方面,而正经界则是他全部变革的灵魂。时值当地土地兼并之风盛行,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,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,至使“田税不均”,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,导致阶级矛盾激化。为此,朱熹提出行“经界”,即核实田亩,随地亩纳税。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,但却损害大地主的利益,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,“经界”终于未能推行。绍熙二年(1191年)正月,朱熹长子朱塾卒。闻噩耗后,朱熹无奈以治子丧请祠。五月,朱熹迁居建阳。次年,承父志建“竹林精舍”,后更名为“沧洲精舍”,即淳祐四年(1244年)诏赐的“考亭书院”。

      绍熙五年(1194年),湖南瑶民蒲来矢起义,震动了朝野,湖南地方局势骤然紧张起来。朱熹临危受命,除知潭州、荆湖南路安抚,赐紫章服。具有道学家傲骨、强烈忧国忧民心态的朱熹,不敢推辞朝命,欣然拜命前往赴任。五月,朱熹至潭州。此时,瑶民已败退深山,被困溪洞。朱熹采取了善后招抚的怀柔政策,遣使招降瑶民起义军首领蒲来矢。因本次镇压瑶民起义是湖北、湖南两地的共同行动,朱熹的招抚遭到了湖北帅王蔺的反对,在蒲来矢押解后,王蔺主张斩杀以警众。朱熹不得不在入都奏事中,直接向宋宁宗面恳,要求对瑶民“毋失大信”。朱熹到任后,兴学校,广教化,督吏治,敦民风。朱熹改建、扩建了位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,空余时间亲自到此讲课,使岳麓书院成为南宋全国四大书院之一。

      绍熙五年(1194年)八月,朱熹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。九月,朱熹于行宫便殿奏事。第一札要宋宁宗正心诚意,第二札要宋宁宗读经穷理,第三、四、五札论潭州善后事宜。十月十四日,朱熹奉诏进讲《大学》,反复强调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八目,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,引起宋宁宗和执政韩侂胄的不满。因此,朱熹在朝仅46日,被宋宁宗内批罢去了待制兼侍讲之职。

      还居建阳

      朝鲜王朝末期画家蔡龙臣绘制的朱熹画像

      绍熙五年(1194年)十一月,朱熹还居建阳考亭。

      宋朝庆元二年(1196)十二月,“党禁”正式发生。监察御史沈继祖以捕风捉影、移花接木、颠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“十大罪状”,朝廷权贵对理学掀起了一场史所罕见的残酷清算,效法北宋元祐党籍的故伎,开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伪逆党籍,名列党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。朱熹被斥之为“伪学魁首”,位列黑名单之中的第五位,有人竟提出“斩朱熹以绝伪学”。朱熹以伪学罪首落职罢祠,朱子门人流放的流放,坐牢的坐牢,遭到严重打击。

      庆元五年(1199年),朱熹已被各种疾病所困扰,党禁中的朱熹终于预感到死亡的逼近,使他有大限临头的不祥预感,更加抓紧著述。

      庆元六年(1200年)入春以后,朱熹足疾大发,病情恶化。朱熹生命垂危,左眼已瞎,右眼也几乎完全失明。朱熹却以更旺盛的精力加紧整理残篇,唯一的愿望就是要将自己生平的所有著作全部完稿,使道统后继有人。三月初九,71岁的朱熹在血雨腥风的“庆元党禁”运动中去世。四方道学信徒决定在十一月聚集在信州举行大规模的会葬,这又吓坏了反道学的当权者,竟令守臣约束。十一月,朱熹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,参加会葬者仍然有近千人之多。

      朱熹死后,被谥为“文公“,赠宝谟阁直学士,又追封徽国公等。

      朱熹格物致知论

      朱子语类

      “格物致知”出于《大学》“致知在格物”一语,原无认识论意义,基本上是讲对一般道德的体认。明确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解释“格物”的第一个人是程颐。他说:“格犹穷也,物犹理也。犹日穷其理而已矣。”(《二程遗书》)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说法,并建立了更系统的格物穷理说。他通过对“格物致知”的阐释,表述了自己的认识论思想。[7]

      从认识的目的来看,朱熹讲“格物致知”是为了当圣人[8] 。认为若做不到“格物致知”,无论如何都是凡人,只有达到“物格知至”,方可进入圣贤之域。

      “格物致知”的具体内容是“穷天理,明人伦,讲圣言,通事故。”(《文集》)这里的“天理”主要是指仁、义、礼、智等封建道德,“人伦”、“圣言”、“事故”则是天理的阐发应用。朱熹认为,如果放弃对天理的追求,只把精力花在草木、器用的研究上,那就如象散兵游勇那样,回不到老家。他说:“兀然存心乎草木、器用之间,此何学问!如此而望有所得,是炊沙而欲成饭也。”(《文集》)

      在“知”“行”关系上,朱熹主张“知先行后”。朱熹的知行观,是指儒家的个人道德修养和实践。由于道德实践需要封建伦理指导,因此“知为先”。又因封建伦理不能只流于空谈,所以“行为重”。“知先”“行重”是实践道德的两个方面,有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。如果从认识的角度看,“知先行后”颠倒了主次关系。认识来源于实践,知行之间应以“行”为第一性。“知为先”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。至于所谓“行为重”,虽有其合理因素,但它强调的也只是封建知识分子的个人道德实践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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